以史为鉴：穿过历史看历代政治制度

本文摘要：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说：“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历史的作用，并不是为被后人铭刻，而是通过客观的记载，让后人看到历史中的成败得失并以此为鉴。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尔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对统治者，以致对后世的苦心忠告。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相同的故事总一再上演。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说：“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历史的作用，并不是为被后人铭刻，而是通过客观的记载，让后人看到历史中的成败得失并以此为鉴。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尔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对统治者，以致对后世的苦心忠告。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相同的故事总一再上演。详尽而准确地论述历史、客观地评价成败得失，让后人得以学习履历、罗致教训，从而规避再犯相同的错误，是史学家们配合的愿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出生的时候，清政府即将竣事其两百多年的统治。钱穆履历了漫长而动荡的战争时期，待到新的政权建设，百废待兴，种种制度首先开始制订。

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他深感以史为鉴的须要性，一直想写一本归纳比力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书。1952年3、4月间，钱穆会见台北，并应邀作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系列演讲，划分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主要朝代的政治制度及沿革历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利弊得失。

同年八月，钱穆在台中养病期间，将前番十小时演讲稿稍加增补修改，正式以讲题为名付梓成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主要朝代的政治制度变迁史谈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是一个弘大而庞杂的课题。钱穆当年的演讲分为五次，每次两小时。

时间有限，仅从纵向的时间线上选择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来讲述，基本上也可以归纳综合中国政治制度的大要历程了。从横向的治理规模而言，又主要从（1）政府职权分配、（2）考试和选举、（3）钱粮制度、（4）国防与兵役四个方面划分举行论述和比力。全书既有静态的单独朝代的制度先容，又有动态的沿革因果、生长趋势及纵向比力。

消息联合，使得刻板的制度先容变得生动立体。在普通的历史书籍中，我们会相识到汉代通过举孝廉来选拔人才，而从唐代开始实行科举制。但由于两个朝代的情况划分先容，各自都是伶仃的知识点，我们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没有形成直观的观点，明白不深入，因此也难于影象。

而钱穆是这样讲述人才选拔是怎样从汉代的选举制过渡到唐代的考试制度的：汉代的人才选拔是选举制，由不定期的选举贤良逐步过渡到定期选举孝廉。到东汉末年，由于动乱，举孝廉的制度难以推行。

曹操的尚书陈群为应对很是时期，创设了九品中正制，将人才分为九品，由巨细中正挂号上报。这样一个救弊的举措原本是合适的权宜之计，但不加改变地实行到厥后，形成了拥护门第之风，大大缩小了人才选择的规模。

于是到唐朝，为越发自由公正地选拔人才，将推举改为了门槛更低的科举制。除工商从业者以外，凡念书人都可报名到场，进士及第便有时机做官。在工商业被打压的情况下，到场科举并加入仕途成为了普通黎民唯一可能实现逆袭的途径。于是，从唐代起，在人才选拔政策的推动下，知识分子数量暴增，而工商业人才凋敝。

这也成为中国工商业生长滞后、在未来十多个世纪内工业化水平和国民生活水平逐渐落伍于西方世界的原因之一，也使得科举制在今天仍然受人诟病。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仅仅对钱穆的讲述作了简略的归纳，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里有更详细的记载。通过他这样的叙述，我们不仅知道了汉唐人才选拔的方式，也明白了制度演变的原因及经由。

历史应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历程。我们通过钱穆的讲述去看待历史中的政治制度，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钱穆多次在他这本书中提到的：我们看待历史，不要仅用我们当下静止的眼光去评价，也要回到历史发生的年月，在其时的情景下去明白。不要用我们的“时代意见”抹杀其时人们的“历史意见”。

这也是一种对历史表现“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历史上的中国是不是“专制黑暗”的？在钱穆的眼中，清代以前的中国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专制黑暗”。对于清代，钱穆认可虽有专制，但认为更多地是因为部族政权有其私心，更大水平上倾向于“掌控”而非“治理”的缘故。钱穆的看法有其依据，那就是历代中央政府的组织和法式制度。

这其中又以汉代为典型。汉代的中央政府组织是三公九卿制：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医生；九卿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医生管监察，辅助行政，是副丞相。

再来看九卿。汉代的九卿虽是中央的官员，但掌管的事务多与皇家家事有关，如祭祀祖先鬼神、掌管车马，礼宾外交之类。九卿隶属于宰相。也就是说，宰相掌握着除军事以外的一切权利，包罗天子的家事。

天子和宰相各有自己的“秘书处”。天子的“秘书处”叫“六尚”，指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除了尚书（其时职位不高）管文书之外，其他基本都跟天子的衣食住行相关。而宰相的“秘书处”叫“十三曹”，划分管府史署用、二千石长吏迁除、祭祀农桑、奏章、执法民事、邮驿科程、运输、盗贼、罪法、兵役、钱币盐铁、仓谷、簿录众事。可见，宰相的秘书处比天子的秘书处治理的规模大多了。

从政府结构上来讲，宰相简直是政府的实际首脑。到了唐代，仍然是皇室与政府离开，政府接纳“三省六部制”，宰相的职权被拆分成了“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政府的最高下令由中书省制定，呈送天子画敕同意，画敕后的诏书经门下省复核通过才气生效。

如门下省阻挡，经天子同意的诏书仍需送还重拟。在这样的制度下，纵然天子有权，这种权力也是受到制衡的。虽不清除存在天子不经中书省、门下省而下达诏令的情况，但这样的诏令未经正式法式，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天子也不利便轰轰烈烈地经常使用。钱穆在汉、唐这样的政府组织和法式制度的基础上，说历史上的中国并非一味的“专制黑暗”是有其原理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制度的订立与实际执行效果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距。从制度上来看，宰相作为政府的首脑有着最高的行政权力。而实际上，包罗宰相在内的三公都由天子任命，不合上意即可撤换，很难说宰相有什么自主意志可言。其次，御史医生这样的副职一定水平上也是为分权而存在，特殊情况下还会有左右两名丞相。

总之，天子不会让宰相的权力高于自己。甚至天子的秘书处“六尚”也不时置高级官员的权力于掉臂，偶然还会任命太尉之职（《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秘书”们是在假借谁的权力，谁才是背后掌控一切的人，就显而易见了。通过这些现象，我们也能够对专制的界说得出自己的结论。

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虽然钱穆认为中国并非“专制黑暗”，但他也认可，历代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且在清代到达了巅峰。中央政府的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中央政府”内部。

如果说“中央政府”包罗皇室和政府，那么从历代生长的趋势看，政府权力逐渐受到支解和限制，而皇权不停获得强化。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在汉代，地方行政区域的层级分为郡和县两级。郡仅有一百多个，郡太守与中央的九卿平级。

汉以后的各朝代，地方层级越来越多，而官员权力越来越小。生长到清代，从下至上的层级有县、府、道、省，对应官制为知县、知府、道员、布政使。

布政使之上的总督和巡抚，在明代系很是设官员，到清代成为了常设。这样总共就已经有五个层级。而在军事时期，中央还会另外派遣经略大臣、参赞大臣等，将地方权力统归中央，而总督、巡抚则又被排挤。

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皇室与官员之间的关系。经由上千年儒家思想的洗礼，皇室的职位变得愈发神圣而不行动摇，而历朝历代的官员却换了一批又一批。皇室的统治履历代代相传，其中不乏权力丧失的凄惨教训，这也让帝位上的人一代比一代更具预防之心。

与此同时，政治职位的增强也使得天子越来越倾向于对权力举行集中治理，以便牢牢地掌控政权、规避风险。生长到清代，这种集权到达巅峰。

天子不仅预防地方势力、预防官员结党，预防阉人专权，甚至对朋侪、兄弟、母后都小心提防。雍正即位后，因弑兄杀弟而恶名昭著。乾隆素以“纯孝”著称，却在即位之初就申饬宫女太监不得用国家政事“滋扰”皇太后圣心，还在太后要求他拨款修缮一座庙宇时，外貌允许，转头却下旨斥责太后身边的太监“不知事务”（《清高宗实录》）。对亲近的人尚且如此，对中央和父母官员更要严防死守了。

权力都是自私的，尤其是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总是以自身能到达的最大限度举行扩张。而一个太过集权的中央却又会使地方政治逐渐衰落，倒霉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在保持国家稳定统一的情况下，增强地方活力，这也是我们后世需要研究的。

制度必须切合国家实际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还处在国家转型的探索期，人人都在谈论变法和革命。有人提出，只要我们借鉴外洋被证明是好的政治制度，国家就会向灼烁的偏向生长。对此，钱穆认为，从历朝历代的履历来看，制度应该是与其时的人事相配合的。忽略国家活的人事现实与文化，仅仅靠生搬他国死的制度是很难乐成的。

制度要与国家实际相配合固然正确。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不切合实际”也经常是我们墨守陋习，安于现状的捏词。

近代有老人乘坐汽车感应头晕，就说汽车是洋鬼子的工具，不适合中国人的体质。而如今中国市场的汽车销量已经一连九年排名世界第一。

一种制度如果不合国情固然应该摒弃，但在此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先考量所谓的“不相配合”，是真的与实际国情不匹配，还是我们自身思想僵化、过于守旧？我们需秉持这样的看法：既不盲目推行“拿来主义”，也不排挤外来事物、认为只有我们自己的工具才最好。应该抱着开放、学习的心态，充实吸收有助于自我提升的知识理念，并联合自身实际加以运用。

我们读史的意义在于，通过相识历史的来龙去脉，得以认识前人的行为及其得失，以此指导我们当下的行动。钱穆的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很是鞭辟入里政治制度史，从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历代中国统治阶级的执政目的、理念，以及对应的政策制度是如何影响这个国家千百年来的历史走向的。

钱穆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系列演讲并整理完成书稿是在1952年。那是中国刚刚完成新旧时代的交替，大量彻底否认旧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看法甚嚣尘上。

钱穆作为深谙历史生长纪律的一代大儒，深感有须要澄清历史，还原我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实质和真相，让人们通过学习，正确判断那些制度的利弊，从而为我国新的政治制度建设指引偏向。固然，由于成稿时期的特殊舆论配景，钱老出于对极端看法拨乱横竖的目的，在讲稿中有不少意图为“专制”正名的说话，现在看来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但我们如果用钱老本人动态的看法来看他其时这些言论，站在那种情景之下也就能明白了。这也是钱老所说的，我们看历史不要以自己的“时代意见”取代前人“历史意见”的寄义吧。总而言之，无论是钱老，还是如今拜读他思想结晶的我们，配合目的都是尽可能客观地评价历史中真实的政治制度。

只有深刻明白历史，做到鉴古通今，才气更准确地形成自己对当今世界的判断，清醒地掌握住时代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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